第1413章
当下的纠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告别“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迄今仍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鉴于“文革”的惨痛历史教训，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将“党政分开”列为首要任务，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也载入了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尽管邓小平坚持“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但是，改革在事实上已经停摆。此后，他以“南方谈话”重新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未及重启政改就逝世了。
此后20多年间，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党政不分、权力集中造成了积重难返的体制性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尾大不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撕裂了整个社会，在法治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如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经济的成功难掩政治体制的缺陷，“改革”一词在百姓心中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唤醒了国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陈旧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与全球化接轨的经济基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权力因失去对资讯的垄断而风光不再；公民社会在民间崛起，令虚拟世界及现实社会中的官民互动，变得越来越直接和迅速。
当前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陈旧的政治体制的矛盾，是民众分享改革红利的要求与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经济利益的矛盾，是思想文化多元与落后的意识形态垄断的矛盾。
“文革基因”犹在
“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历史大倒退，令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出现了断层；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历史决议》中的曲笔，为近年“文革”思潮的回潮埋下了伏笔。上世纪80年代以启蒙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从体制层面反思“文革”。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专制主义回潮，令十年浩劫的历史记忆遭到屏蔽，对“文革”及其发动者的反思远远不够。
近年来，权力的失控与财富的傲慢，令少数既得利益者“身后有余忘缩手”；分配不公和发展机遇的不平等，使相当一部分边缘化人群“眼前无路想回头”，怀念毛时代的“平等”，期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宣泄自己的仇富情绪；有些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文革”，仅仅因为对后毛时代的失望，就误以为毛时代无比美好。这些人盼望出现一位新威权强人，带领大家闹革命，并分享新一轮的财富再分配。
日，上海召开“重庆模式”研讨会，出席者除专家、学者、官员和媒体人外，还有戚本禹、朱永嘉两位“文革”风云人物。一时各界议论纷纷：休眠的“文革基因”是否被激活了？
某地以透支未来的方式营造了一种“模式”，其另类手法与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颇多神似：如肃清黄赌毒及帮会道门，博取群众拥护，推动社会一体化；打出“共同富裕”旗号，通过打劫富人等手段聚敛社会财富，烘托经济繁荣。但是，没有宪政和法治保障的所谓“发展模式”，不具备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其风险在于不可持续。
近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由于网民于第一时间披露并持续跟踪，信息自下而上的几何级数式扩散，打破了官方固有的的资讯垄断；自媒体微博的出现，令一切偶像的兴起和解构都大大加速，同时降低了封闭社会环境下发生“文革”式内乱的几率。
这一事件再度证明：公器私用、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私相授受的政治生态不可持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对任何人都不是安全的。这一事件或许暂时延迟了二次“文革”的发生，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只要宪政民主未能建立，社会分配存在不公，“文革基因”就不会消失，周期性内乱的风险就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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