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6章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我们都知道“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发挥了巨大作用，殊不知这是宣传部门玩弄的一个花招，以“阿”字当头的国家自然排在前面，把阿尔巴尼亚放在第一位，在凸显这展所谓“欧洲明灯”的友好和重要作用。而其实支持中国入联大的提案国里，除了“两阿”和所谓“非洲兄弟”，还有苏联，以及整个东欧阵营国家。
1972年，当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时，柯西金建议再度与周会晤，以推动谈判，但遭中方拒绝。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他说，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
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对苏联的攻击性宣传比比皆是，“苏修”成了比“美帝”更凶恶的敌人。这种宣传无孔不入，连小学生的课本都不放过。但反观苏联，除了偶尔有政府的抗议（如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红卫兵侮辱殴打苏联使节事件等），根本找不到苏联对中国的恶意宣传。
此后，还有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满足中国的“三大条件”，苏联一直都在向中国表达改善关系的愿望。终于在邓小平时代，这些呼吁得到了善意的回应。
回收苏中关系从蜜月走向恶化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毛的个人好恶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并非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核心，而是以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为核心。苏中具有世界最长的国境线，两国经济有很大互补性，两国关系友好可以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而毛以其狭隘偏执的小农式个人好恶为出发点，置苏方的善意而不顾，不仅造成20多年中苏经济文化交流中断，而且造成多次流血冲突，这是个人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必然恶果。
同时，苏联主动改善中苏关系，也并非因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怀有特殊的好感，而是苏联的国家利益使然。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远东地区与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势必会令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考虑到欧洲一直是苏联的战略重心，维持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对苏联非常重要。苏联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国家利益角度，都不可能制定一份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所谓“陈兵百万”不过是守卫17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其中重兵集团在外高加索和中亚，以防范苏联的世仇国家土耳其和亲美的伊朗巴列维政权。在中苏、中蒙一万多公里漫长的国境线上只部署了几十个非奇装满员的乙级师，总数不过六七十万人，这么少的部队与其说是要和拥有600万正规军队和几千万民兵的中国打一场“侵略战争”，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这个偏执狂热的新敌人——尽管苏联并不愿意视中国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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